民国的底气作者 民国的底气,黄侃摘抄?

民国的底气作者 民国的底气,黄侃摘抄?

民国的底气,黄侃摘抄?

能够温柔耐心地对话的人太少了。更多时候,更多人,他们关心的都是这个世界的虚假和热闹。 扛着它走,不要对抗,不要推卸,不要控制,不要试图解决。背着它一直往前走。现在如果有任何人问我关于困难的问题,我都会这样说。

连续读了几本关于民国的书,便感觉那些构成了民国之精神之魂魄之脊梁的风流人物们,在我还稍有点懵懂的某一刻,就已然走下神坛,带着几分人间烟火的气息,轻易回归...

民国的大师都有哪些特点?

最近一个时期,接连看了《南渡北归》《民国文人的风骨》《文人的骨气和底气》《陈寅恪与傅斯年》等书,集中介绍了民国文人和大师们的求学、从政和治国情况。深感在这些人身上,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的饱学、济世、独立、宽容和开放等特点。

1.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

民国时期的文人、教授大多从前清走来,不少人如丁文江、翁文灏、马叙伦等还获得过秀才、举人、进士等科举功名,他们幼承庭训,童蒙习经,从小受过扎实、系统的国学教育,使他们的国学根基、传统道德、伦理节操如种子一样布进了心田,终生都在滋养着他们。他们成长后,多数人又出国留学,接受西方现代知识、科学方法和民主观念的教育和熏陶。两种文明的相互映照,最终使他们能够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,以西洋方法观照中国传统文化,让中国文化吸纳西洋新知,出入东西,参证中外,成为既“专”又“通”的大家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一生颠危,终日蹇涩,外侮内忧,社会凋敝的情况下,仍能作出卓绝千古的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的“先天”原因。

2.求真务实的治学风范

对民国的文人大师来说,学术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,容不得半点虚伪和马虎,也容不得任何的趋时择利,曲学阿世,这就是那个时代学人心照不宣,自觉坚守的学术气节和道德操守。

在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》文中,胡适总结出的治学原则是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,这成了他一生为学的格言,他后来将这两话连同“认真的作事,严肃的作人”常常写成条幅送人,以引导更多的人去“小心”治学,认真做人。

语言学家罗常培写文章从来就是“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”。他到滇西鸡足山考察时,见到一部《木氏宦谱图家世系考》的书,回来稍加整理即写成了《论鸡足山悉擅寺的木氏宦谱》一文,发现了藏缅族的“父子连名”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,但手头资料不够,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终不敢成文。后来他又数次深入滇西,找足了相关文献之后,才写就了《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》,之后又分别用“再论”和 “三论”系列文章来阐释这一现象,文章充分论证了人类学史上的这一独特文化现象,也回答了南诏国非傣族建立这一历史疑难问题。

“教授中的教授”陈寅恪的渊博深不可测,享誉中外,然而他总是以“知之为知之”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问。如其文中涉及其钻研不精之处,他通常在旁注释道:“寅恪于音韵之学,无所通解,故不敢妄说”,或注明“寅恪于训诂之学,无所通解,不敢妄说”。为廓清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中提及的“种民”一词,他竟费时数十年,直到完全弄懂后方才下笔。

3.奖掖后人的教诲精神

民国时期的教授,受业于塾师,学成于海外,和其前辈业师相比,他们所受的教育背景,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,因而他们与学生之间,既不乏传统私塾里的师徒情谊,亦存在现代大学中的为国育才的新型关系。他们的身上肩负着传道授业的责任的同时,还多了一种世界眼光和社会意识。

徐复观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,与唐君毅、牟宗三称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三大弟子,他在1943年因看到《新唯识论》后产生敬佩之情,进而开始与熊十力交往的。徐复观当时官至少将,国学根底也自以为了得,便以就教的态度给熊十力去了一信。几十年后,徐复观在台湾撰文回忆说:“不几天,居然接到回信,粗纸浓墨,旁边加上红黑两色的圈点,说完收到我的信后,接着是‘子有志于学乎,学者所以学为人也’两句,开陈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。再说到后生对于前辈应当有的礼貌,责我文字潦草,诚敬之意不足,要我特别注意。这封信所给我的启发与感动,超过了《新唯识论》。因为句句坚实凝重,在率直的语气中,含有磁性的吸引力”。

后来,熊十力要徐复观读王夫之的《读通鉴论》,徐复观读完后便再次去拜见熊十力。熊十力问他有何心得,徐复观便说了他许多不同意的地方,孰料熊十力未等徐复观说完即斥骂道:“你这个东西,怎么会读得进书!这样读书,就是读了百部千部,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?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,再批评他的坏处,这才像吃东西一样,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。譬如《读通鉴论》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,又如某一段,理解是如何深刻,你记得吗?你懂得吗?你这样读书,真太没有出息!”“这一骂,骂得我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。脑筋里乱转着: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!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!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!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,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、中年 人、老年人,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!”确实,经过这起死回生的一骂, 徐复观从此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读书态度,他已由浮躁转向沉潜,由20年前对中国文化的厌弃转向热爱、检讨和反思,并进而在日后的研究中开辟出了儒学的一种新境界。

胡适则始终以春风拂面的温暖给学生以关爱和帮助。他当北大校长期间,不少要到美国留学进修的学生因无法提供2000美元的保证金而难以成行。胡适得知后,便从自己的存款中取出钱来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,言明希望日后归还,以便继续供应他人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,他说,“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,你想,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,帮个小忙,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,一旦所学有成,其贡献无法计量,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?”

这种惠人之举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,它超越了阶级、立场和时代的局限,体现的恰恰是为师者的永恒的烛光品格和博大襟怀。

4.开放宽容的治校态度

民国时期的大学普遍奉行“教授治校”制度,教授评议会在教授的聘请、辞退、评定和其他教学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绝大多数校长本身就是教授出身,有的还兼着教学任务,因而校长的决策甚至就是教授们意见的代言,如果得不到教授们的认可,校长们的决策不仅难以施行,校长们的职位恐怕也难保,梅贻琦前的清华大学十换校长,蔡元培七辞北大校长,大多因校长与教授的矛盾而引起。

蔡元培常说:“大学者,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”,“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部的机关”。在他的倡导之下,北大校园里中西文化兼收并蓄,新旧思想和而不同,教授们的学术观点缤纷万象,蔚为大观。

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,两人同开一课,各申其说,而二人又互相偷偷地去听对方的课;黄侃和钱玄同,一讲汉字二十八部韵,一讲废除汉字,两人课堂上互相批评,课后却作揖言好;熊十力与冯文炳一个时期都治佛学,都相信自己正确,一日于二道桥上相遇,互不相让直至动起手来,之后发现观点一致又摆酒言欢;钱穆终生反对白话,但他进北大,却是受倡言白话的胡适之聘……讲课的如此,求学的也是如此。到北大听课的,除了招收的正式学生外,还有注册的旁听生、选科生,更有未办任何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中小学教师、政府公务员、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,致使有的课堂,临到考试时才知道,听课的全是旁听的;选课的,还有的不是因为同意老师的观点,而是来看老师如何“荒谬”的。

北大的学风、教风也影响着其他高校的校风。罗家伦毕业于北大,他当清华大学校长时,这位国民党陆军少将因试图将党化教育搬进校园而遭师生的抵制。但他在聘任教授时,却不论资历党派,只问学术水平;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,也任过民国外交部长,可他当武汉大学校长时,法学院教授范寿康大讲唯物史观,“最受进步同学欢迎”,他却视而不睬。

由此也不难看出,为什么那时候政治黑暗经济萧条,大学却是鸟飞鱼跃、思想勃发,为什么那时候烽火连天、战乱频频,大学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精英,国家栋梁?开放让大学成为“大学”,宽容让大学成为“博”学,这应该是大学精神的题中之义吧。

5.独立不媚的人生品格

作为学人,应该具备怎样的人生品格?

王国维沉湖之后,王最为引为知交的陈寅恪为其纪念碑写道:“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章。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感三光而永光。”其实他在写王国维,又何尝不是在言明志。1941年,他应邀赴欧洲讲学,由昆明经香港时,遇太平洋战事而滞留香港大学。日方和汉奸陈璧君得悉后,都来逼他投敌,日伪组织还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“东亚文化协会”,替日伪制定中小学教科书,他高声怒斥,一概严词拒绝!须知那时的他,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拿不出来!

这同熊十力两次辞绝蒋介石的百万拨款,闻一多治印养家,朱自清饿死不吃美国大米一样,让人看到的是学人的独立不苟、凛凛傲骨!

面对金钱时,他们能清贫自持,非分不取,面对丑恶和腐败时,他们更能拍案而起,仗义执言,这又是一种比金子更可贵的品格。闻一多明知特务的枪口已对准了他,却毅然表示“我前脚跨出去,就不准备后脚迈进来!”这是何等的大义大勇!傅斯年面对孔祥熙、宋子文之流的贪污腐化,屡屡上书予以揭露,著文予以抨击,终于迫使蒋介石撤了他的这两位姻亲之职方才罢手。这种嫉恶如仇,奋不顾身独立不阿的精神和魄力,闪耀的不正是公众期冀知识分子所应承载的社会良知和正义?!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回忆师友的文章,不断地试图诠释他的师友们的做人原则,在谈到他的老师潘光旦时说:

“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,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,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。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。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,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。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,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。这一点我很难做到。这个问题很深,我的力量不够,讲不清楚,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。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这个问题存在。”

连费孝通这样日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大师,都认为达不到他老师的高度,潘光旦、陈寅恪等实在是让人高山仰止。

6.敢于担当的使命情怀

自从儒家贤哲将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作为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之后,传统士大夫便责无旁贷地将家国天下的责任担系在了自己的身上,所谓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。迁延到近代现代,世逢千古未有之劫变,当时东北、华北陆沉,中原大地狼烟四起,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,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,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群体,民国时期的教授们,他们何以自处,何以处世呢?

历史学家陈衡哲曾对她的女儿任以都说:“我们那代人出去留学,都有一个理想,就是学成归国,要为国家、人民尽点心力、做点事。”当年青的女儿思想激进,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时,陈衡哲对女儿说:“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、为人民做过多少事?真正的士大夫,处处为国家、人民着想,从不考虑个人利害,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。”这真是一幅画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皮骨的自画像,尽管他们自画的方式各有不同。

胡适、罗隆基、梁实秋等人选择了以言干政的方式,试图在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,一点一滴地改造这个政府,通过法治建设,最终将中国建成一个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国家,实现国家的富强。基于这种认识,胡适始终坚持站在国民党外(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,当 “过河卒子”乃是应国家之召,“为国家做一个诤臣,为政府做一个诤友”),1932年有关“人权问题”的论争,1932年创办《独立评论》,都是他们这种政治理想的伸张。

丁文江、翁文灏、蒋廷黻等则由当初的以言干政走上了弃学从政的道路,试图通过“专家治国”的方式,以其政治热情和专业能力,实现“好人政治”,更新国民党政权,达到强国的目的。据统计,在1933年国民党中央机关的12671名公务员中,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有1315名,占十分之一还强;在1935年底国民党的“人才内阁”中,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,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,主持实际工作,吴鼎昌任实业部长,王世杰任教育部长(后任外交部长),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兼行政院副院长,张嘉任铁道部长,蒋作宾任内政部长,教授们一时成了国民党行政院的主角。

冯友兰、熊十力等不愿意从政,他们选择的是著书立说的方式,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新支点,为民族自信和民族振兴输入精神源泉。和冯、熊等人相比,梁漱溟既是哲学家,又是实践家,他从撰写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到着手乡村建设运动,再到主动赴延安奔走国共和谈事业,他“汲汲于途,劳碌奔波,所为何事”?激荡在他心中的恐怕还是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那份理想和担当意识。

也许今天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行事方式,也许今人会笑话他们过于书生意气,甚至迂腐犯傻,但哪个时代能抛弃这种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使命态度?又有哪个时代能空乏直道而行、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”的担当精神呢?民国时期的教授们就洋溢着这样一种态度和精神,也许是因为如此,历史才记住了他们吧!当然,周作人式的“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”的“担当”,绝不同于他们的所为,就像今天的学人从政难以等同于丁文江们的所为一样,两者是不可放在一起言说的,特别是在“文人风骨”和“独立之精神”等方面,今天从政的文人应该更多学习民国大师的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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